大家风范

对于文学“大家”，不同人士会有不同理解。我以为人品、作品、智慧均为上乘，才可获此殊荣。但对于这三方面的考定，非短期交往可以完成，或需经过一生的考察和历史的考验，才有公正客观的认证。

但是发现“大家风范”，却不需要这么复杂。接触有成就的作家，在不经意中，总能捕捉到闪光的丝丝缕缕。

比如，我曾问萧军：“今后您打算写点什么？”这是采访作家时最不能免俗的一句话。从没有听到一个作家说过“不写了”。萧军却非常坦率地说：“不写了，我与现代的生活有隔膜了。只要我写，一定有人发表，这不假，但我不能利用这一条写些没水平的东西。作家写东西要对社会负责。”对照起来，今日有些人往往因为“一定有人发表”而不惜文章平庸；或将粗制滥造占据报刊一角，与老一代作家的境界，无法同日而语。不成就是不成，即使位高，不以为资本而误人子弟，这是为人的“大家风范”。

又比如我去采访林斤澜，他正在为创作上如何突破自己而困惑，他说：“每个人的头10篇作品，难在不落别人的套子，等到写到百篇之后，就该有两个难题了，一个是不落别人的套子；一个是不落自己的套子。”这个观点也许并不新鲜，但是60岁的林斤澜正任《北京文学》主编，作品多多，早已功成名就，可以沏上“休闲”的茶，慢慢地喝一壶了。他却仍然像小学生一样在做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功课。

后来，人们看到林斤澜的作品越来越精到，语言的风格、行文的韵味及人物的刻画都极富个性，常常令人拍案叫绝。有人戏称他的作品为“怪味豆”。写作的人都知道，除非你极有天才，否则要把同样的中国字拼接得与众不同，不知需要进行多少思考，消化多少知识，练习多少文章。林斤澜是律己的“大家风范”。

再说汪曾祺。我在虎坊桥北京京剧二团的楼里见到他，一间又小又旧的办公室，他正趴在旧写字台上埋头改写传统戏剧《一捧雪》。我才知道他是戏剧、小说、散文及诗歌“三栖”作家。这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戏剧———特别是京剧、小说、散文是三种不同的语言结构和构思角度。汪曾祺的“三栖”可以解释为文学形式的触类旁通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并非精通一项，其他客串，而是样样都好都精———他几乎同时发表探讨戏剧创作的论文《用韵文想》、组诗《旅途》、反映老舍之死的小说《八月骄阳》、京味小说《安居乐》等。他还酝酿写长篇《汉武帝》久矣，因为此人性格复杂，一生功过纷繁，“历史人物简单化万万要不得，汉代语言、典章制度、起居跪拜均需考察才可动笔”。显然，必有绝对丰厚的知识积累，才敢在各种文学形式中纵横驰骋，“三栖”的汪曾祺有创作的“大家风范”。